在这篇列传里,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倾注了太史公对其刻薄少恩所持的批评态度。
然而,商鞅变法却是我国历史上成功的一例。孝公当政,已进入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相互攻伐,斗争异常激烈,谁想立于不败之地,谁就得寻求自强的途径。商鞅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三见孝公,说以强国之术,使孝公“不自知厀之前于席,语数日不厌。”君臣默契,奠定了变法成功的基础。
记述变法的矛盾冲突是本文一大特点。变法未行,就遭到守旧派的公然反对。商鞅与甘龙、杜挚面对面的斗争,其焦点就集中在“法古”、“循礼”还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冲突上;变法实行,众皆哗然,“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商鞅却立木悬赏,取信于民;刑太子师,以肃其法。变法十年,“秦民大悦”,“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国家日益强盛。率师包围安邑,俘魏公子卬,迫使魏国割地迁都,亦是变法极富成效的佐证。他悲剧的结局乃是与守旧派斗争的延续。与赵良一席谈话,其祸已萌,但商鞅终未采纳赵良言,受制于自己的变法,作茧自缚,以至车裂族灭,并非偶然。
从章法结构上看,前有蓄势,后有照应,通篇以变法作骨。始言商鞅“好刑名法术之学”,为变法作了辅垫;继而“鞅欲变法”,导出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卒定变法之令”,具体记载了新法的内容;“于是太子犯法”,刑黥太子师傅、以严法令;而终以“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材料取舍紧紧围绕变法之骨,使得骨坚而肉丰、血脉贯通而主题突出。
《商君列传》乃历史实录,当是不言而喻的。而强烈的文学色彩特别是适当的小说因素,更突出了这篇记载的本质真实。本文调动了夸张、比照、对偶、排比、形容、描写等多种文学手段,析理透辟、深刻,语言生动形象。而这些文学手段多着眼于人物精神世界
的刻画和细节的描写,使人物更为丰满、灵动、传神,而又不失历史的真实。
商君逃难一节,《战国策》并没记载。恐怕是出于太史公的虚构,这一细节显然又是后世小说创作中的“误会法”,运用误会,生发矛盾,引起戏剧性效果。这类细节不仅不伤害历史的真实,而且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本质彰明、突出,增强了历史感,从而给人以更生动、更形象、更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