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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毗传、杨阜传、高堂隆传）

　　辛毗传，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他的祖辈于建武年中从陇西东迁而来。辛毗和哥哥辛评追随袁绍。

　　操任司空时，征聘辛毗，辛毗未应。后来，袁尚在平原进攻他的哥哥袁谭，袁谭派辛毗找曹操求援。曹操正要征讨荆州，军队驻扎在西平。辛毗见到曹操，转达了袁谭的意图，曹操十分高兴。过了几天，曹操改变想法决定先平定荆州，让袁氏兄弟相互猜忌。几天以后，曹操设宴款待，辛毗见曹操脸色不对，知道有变，于是把这些情形告诉了郭嘉。郭嘉又转告给曹操。曹操问辛毗：“袁谭可信吗？袁尚一定能被打败吗？”辛毗回答说：“识见之人不必问信与诈的问题，而只需论其形势。袁氏兄弟，相互残杀，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他人可乘虚而入，而是应合并青冀二州为一体，则可乘势平定天下。而今袁谭向您求援，其势可想而知。袁尚见袁谭困顿，却不能攻取，说明袁尚的势力也不强大。对外进攻不利，内部谋臣不和，互相杀伐，兄弟相争，国一分为二。

　　连年征战，士兵铠甲里生了虱子，加之遇上旱灾和蝗灾。饥荒临头，国库空虚，行军打仗，士兵身上也无干粮，真是天灾人祸。不管是智者还是愚者，谁见了这种情形，都知道他们会土崩瓦解。这是上天要袁尚灭亡啊！兵法称，没有粮食，即使有坚固的城堡和精锐的武装，也不能取胜。而今若攻打邺城，袁尚不回师解救，他自己就守不住；若回师解救，则袁谭又紧跟其后。以您的声威，迎击穷困疲惫之敌，就如秋风吹落叶一般容易。上天把袁尚这块肥肉赐给您，您不取食，反而却要攻打荆州。荆州富饶安乐，国内未有危险的变故。仲虺曾说：‘攻取乱亡之地。’而今二袁不考虑未来，而是自相残杀，此即所谓‘乱’；居住城里的人，行军在外的人都没有粮食，此即所谓‘亡’。二袁朝不虑夕，人心惶惶。这时您不去安抚，还想等待来年。可来年如果收成好，他们也自知面临危亡，从此改邪归正，修行道德，您就失去用兵的机会了。而今您应顺应袁谭的请求而给予安抚，这对您来说是最有利可图的事了。再说，四方的寇贼，没有超过河北的了。若河北之地能平抚下来，那么六军必然强盛，天下必然震恐。”曹操首肯道：“说得对！”于是同意袁谭的请求，屯兵黎阳。第二年攻打邺城，大获全胜。上表荐辛毗为议郎。魏文帝曹丕即位，任辛毗为侍中，赐以关内侯的爵位。当时朝议修改正朔问题。辛毗认为，曹魏遵循的乃舜、禹禅让的传统，顺乎天意，大得民心。至于商汤、周武，靠武力打得天下，因此才面临着改正朔问题。

　　孔子说：“依据夏朝的时辰。”《左氏传》曰：“夏朝历法合乎正统的天数(正月一日为一年之首)。”何必要向相反方向修改呢？曹丕认为有道理，就不再议及修改正朔的问题了。曹丕想把冀州的十万户人家迁移到河南，用以充实其地。当时连年蝗灾，百姓饥饿困顿，在这种情况下，群臣认为移民不妥。但曹丕仍坚持己见。辛毗与朝臣都要求拜见皇帝。曹丕知道他们又要来劝谏，便极为严肃地召见了他们，群臣反倒都不敢吱声。辛毗说：“陛下要移居士民，何以生出此想法？”曹丕说：“难道你认为我的移民政策不对吗？”辛毗说：“确实不妥。”曹丕说：“我不跟你讨论此事。”辛毗说：“您并不认为我是无能的，所以把我置于您的身边，专管出谋划策，又怎能不跟我共议此事呢？我所说决不是图私利，而是为国家着想啊。您为何发那么大的火呢？”曹丕置之不理，站起来要进里屋。辛毗跟着走，又拉着曹丕的衣袖。曹丕用力甩开辛毗的手，不再回头，恼怒地闯进里屋。过了很久，曹丕才出来，说：“辛毗，你抓我的衣服为何如此急切呢？”辛毗说：“如果大举移民，既失去民心，又没有粮食来供给他们。”曹丕于是决定只迁移五万人家。辛毗曾跟随曹丕射杀山鸡。曹丕说：“射山鸡是件令人快乐的事。”辛毗说：“射山鸡于您倒是十分快乐，可于我们大臣则是份苦事。”曹丕默然不语。以后就很少出来打猎了。

　　上军大将军曹真在江陵征伐朱然，辛毗任军师，班师后，辛毗被封为广平亭侯。曹丕想调动大军讨伐东吴，辛毗劝谏说：“吴楚之人，很难驾御。以道德取胜，他们自然臣服；如果道德衰败，他们自会叛离。这种情况并不始自今日，古人就把他们视为心腹大患。而今陛下拥有天下，那些对您不敬的人，能长久么？从前南越尉佗称帝，公孙述号称天子，结果时间不长，要么臣服，要么被杀。为什么呢？违背大道，所以不会长久保全。如有大德，没有谁不心悦诚服的。而今天下刚刚有所平定，土地空旷，人口稀少。一般情况下，如果要出军讨伐，朝廷必须谋略在前。就这样，到出兵时还是要心怀忧虑，恐怕考虑不周，而今连这个起码的工作都未办理，我认为，实在无法取胜。先帝不止一次兴师动众，但每次只是打到江边就返回。而今，军队并没有比过去增多，但还要出师，是不易取胜的。

　　上策应当是，依照范蠡的办法，修养生息，让百姓安居乐业；依照管仲的成法，治理国事；再效法赵充国的屯田方法，申明孔子的安抚远方的政策。如果这样，十来年以后，现在的强壮之人，那时仍年轻力壮，儿童也已长大，到时人都可以参战，百万居民，都深明正义，官兵都竭力为国奋战。这时用兵，则无往不胜了。”曹丕说：“依你之见，难道还要把敌人留给我们的子孙去消灭吗？”辛毗回答说：“以前，周文王把商纣留给周武王消灭，他是深知时势的。如果时势不利，是可以容忍一时的。”曹丕不听，还是率众伐吴，结果到了江边，就返回了。魏明帝即位，封辛毗为颍乡侯，食邑三百户，当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极得明帝的宠信，专断朝政。诸大臣都想方设法与之联络，只有辛毗不与他们二人来往。辛毗的儿子辛敞劝道：“而今刘、孙主管朝政，众人巴结惟恐不及。您还是稍稍有所屈尊，和光同尘，要不然他们一定该诽谤您了。”辛毗严肃地说：“当今皇帝虽然说不上聪明，可也不是个昏庸顽劣之辈。我立身行道，自有自己的标准。就算是我与刘、孙二人不和，顶多不让我做三公而已，还能有什么危害！哪有大丈夫为了三公的头衔而摧毁自己的气节呢？”冗从仆射毕轨上表说：“尚书仆射王思是个很勤奋精明的旧臣，但是他的亮节计谋比不上辛毗，应让辛毗取代王思的职位。”明帝为此事询问刘放、孙资。

　　二人说：“陛下任用王思，就是因为看中了他的实干精神，不看中虚名。辛毗确实有高风亮节，但性情刚直专断，陛下应慎重考虑。”结果没有起用辛毗为尚书仆射，而是出任卫尉。明帝大修宫殿，百姓劳苦。辛毗上疏劝谏道：“我听说诸葛亮讲武治军，孙权到辽东买马，似乎要扩充实力。随时作好准备，以防不测，这是古来就称道的善政。而今大兴土木，加之连年粮食歉收。《诗经·大雅》有这样的诗句：‘劳民伤财，危及小康之民。如能安抚京城的士民，四方之民也就平静相安无事了。’愿陛下以国家为重。”明帝回答说：“东吴、西蜀还未消灭，这里则大兴土木，正可以给那些邀取名誉而敢于直谏的人提供机会。帝王的首都，应当让老百姓分担责任，共同修筑，省得后世再劳民伤财。这是萧何为汉朝国都规划的基本策略，而今你是朝中重臣，应当理解这点。”明帝又想削平芒山，在上面建造高台楼观，站在那里可以望见孟津。

　　辛毗上谏说：“天地有其本来的面貌，该高的让它高，该低的让它低，而今反其道而行之，既不符合天理，又劳民伤财，民众苦不堪言。再说，如果大河泛滥，洪水为害，丘陵都夷为平川，还怎么防御它呢？”明帝这才罢手。

　　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率军出击渭南。在此之前，大将军司马懿反复请求出兵与诸葛亮作战，明帝不允许。这年惟恐阻止不了司马懿，于是任命辛毗为司马懿的军师。全军肃然，没有人敢违抗命令。诸葛亮死。辛毗还朝，又任卫尉。死后，追谥肃侯。儿子辛敞继承爵位，咸熙年中(264～265)，辛敞为河内太守。

　　杨阜传，杨阜，字义山，天水冀县人。任州从事时，为凉州牧韦端所派，到了许昌，被任命为安定长史。自许昌回来，关右各位将领问他袁绍和曹操谁会胜利，他说：“袁公宽缓，但办事优柔寡断，虽有计谋，由于不果断，所以没有威信，而且常常失败。现在虽然势力强大，然终究不会成就大业。曹公雄才大略，坚决果断，法律严明，兵强马壮，任用奇才，使其各尽其能，故一定能成就大业。”他并不想任长史官，就辞职了。韦端又征召他为太仆。韦端儿子韦康任刺史，又征召他为别驾。被举荐为孝廉，在丞相府供职。州里上表把他留在州里参谋军事。马超在渭南战败后，逃到边塞胡人那里，曹操追剿到安定，苏伯又在河间反叛，曹操要率军东还。这时，杨阜正作为使节在曹营，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黥布的勇猛，极得羌、胡等少数民族的拥戴，西部边境的人都敬畏他。如果您的大军回师后，不作周密准备，陇上诸郡恐怕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曹操深表赞同，但军队撤离得仓猝，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布置。马超便率各部胡人首领带兵攻击陇上诸郡，各郡纷纷响应，只有冀城一郡坚持固守。马超集中陇右的全部兵力，张鲁又派大将杨昂协助马超，大约万余人攻城。杨阜率领官员和宗族子弟中能打仗的千余人，又让从弟杨岳在城上修筑偃月营，与马超苦战。从正月到八月，死守城关，救兵不至。州里派别驾阎温沿水路逃出求援，结果被马超杀害。刺史、太守大惊失色，开始考虑向马超投降。杨阜流泪劝谏说：“我率父兄子弟以节义相鼓励，死守不降，田单死守，还没有如此坚固呢！而今放弃马上就要建立的功名，给自己蒙上不义的罪名，我愿以死相守。”于是号啕大哭。刺史、太守最终还是派人求降，打开城门让马超进来。

　　马超进城，把杨岳抓起来，又让杨昂杀死刺史和太守。杨阜内心怀着复仇的志向，只是一时寻不着机会。不久杨阜告假，请求埋葬亡妻。杨阜的外兄姜叙屯兵历城。杨阜从小在姜叙家长大。他见到姜叙和叙母之后，叙说了冀城陷落的经过，悲泣不已。姜叙说：“何以如此悲恸？”杨阜说：“守城却又守不住，君长已死而不能同命，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呢？马超背叛父辈，背叛国家，烧杀将士。这何止是我个人怕受人指责，全州士大夫都要蒙受耻辱。您带兵专管一方却没有讨杀贼逆之心，这正是史书上所说的‘赵盾弑其君’的情形。马超虽强，却无视信义，部下矛盾重重，所以打败他并非很困难。”姜叙的母亲很感慨，敦促姜叙听从杨阜的劝说。定下计谋后，又与同乡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等联络结盟，共同讨伐马超。又派从弟谟到冀城告诉杨岳内情，并联络了安定的梁宽，南安的赵衢、庞恭等。盟誓以后，于建安十七年(212)九月，杨阜和姜叙在卤城起兵。马超闻讯后亲自率兵出击。赵衢、庞恭等救出杨岳，关闭冀城大门，抓住马超妻儿。马超袭击历城，抓住姜叙的母亲。姜叙母亲骂道：“你是个背叛父亲的逆子，你是杀害君长的叛贼，天地不容，还不早死，还有什么脸见人！”马超大怒，杀死姜叙母亲。杨阜与马超作战，五处受伤，宗族兄弟死了七人。

　　马超南逃，投奔张鲁。陇右平定，曹操封赏讨伐马超的功臣，封侯者十一人。杨阜为关内侯。杨阜推辞说：“我杨阜没有保护好州君性命，他们死后，我也没有尽节报孝。在道义上我应被罢黜，在法律上我应被诛杀。马超又没被杀死。我实无权再受爵禄。”曹操说：“你与君臣共创大功，西部百姓至今挂在嘴边，作为美谈。子贡辞让封赏，孔子认为不妥。你尽心报国可嘉。姜叙的母亲劝姜叙早日起兵，实在是明智之举，杨敞的妻子也不过如此。实在贤能！实在贤能！有良史记录忠义，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节义的。”曹操征讨汉中，任杨阜为益州刺史。回洛阳后，杨阜又被任命为金城太守，还未去赴任，又被转任为武都太守。

　　武都临近西蜀，杨阜请求依据龚遂的老办法，仅仅采取安抚政策。这时刘备派张飞、马超等从沮道逼近下辩，氐族雷定等七个部落响应马超。曹操派都护曹洪抗击马超，一举击退马超的进犯。曹洪大摆酒宴，让歌女穿着很薄的衣服踏鼓，在场的人大笑。杨阜严厉斥责曹洪说：“男女有别，这是国家的大节，怎么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让女人裸露形体！即使夏桀、商纣的败乱，也不及如此。”于是愤然辞出。曹洪马上下令女伎停演，又请杨阜还座。在场的无不肃然起敬。刘备攻取汉中，逼近下辩。曹操考虑到武都距敌人太近，想把百姓迁移至内地，但又怕当地官兵眷恋故土。杨阜很有威望，迁移工作极为顺利，迁居到京兆、扶风、天水等界内的，多达万余户。治所移到小槐里，百姓扶老携幼相随而行。杨阜做太守仅抓大事，下属也不忍心欺骗他。魏文帝曹丕问侍中刘晔等人：“武都太守怎么样啊？”大家都一致称赞他是德才兼备的人。还未来得及重用，曹丕就死了。杨阜在郡职呆了十几年，才被召任为城门校尉。杨阜经常看见魏明帝戴着绣帽，穿着半袖的缥绫衣服。他就问明帝：“这是行的什么礼仪呢？”明帝默不作答，但是后来不按礼法穿朝服就不敢再见杨阜。迁任将作大匠。魏明帝大兴土木，选美女以充后宫，还不断出宫到禁囿中巡猎。这年秋天，一场大雨，加上罕见的雷电，竟劈死很多鸟雀。杨阜上书说：“我听说君主圣明，群臣都敢直言不讳。唐尧、虞舜都是圣明的君主，他们公开叫群臣提意见，征听劝谏。

　　大禹多创功业，而自己的宫室却很窄小；成汤王遇上旱灾，把责任归在自己身上；周文王用礼法感化妻子，汉文帝崇尚节约，着布衣。所有这些，都是能听取好的建议，为子孙后代谋虑的举动。臣愿陛下能奉行武皇帝开拓的伟业，恪守文皇帝始终如一的传统，向古代圣贤的善政看齐，力避末代帝王放荡亡国的恶政。所谓善政，即指崇尚节约，重视百姓的生产；所谓恶政，即指随心所欲，任意而为。臣愿陛下细心考察古代治世所以明达、古代末世所以衰弱以至灭亡的历史原因，对于近代如汉末的巨大变故有所省悟，就可以引起警惕了。假使汉桓帝和汉灵帝不废弃汉高祖的法则以及文帝、景帝的恭俭品节，那么即使我太祖曹操再英明伟大，也无施展才能的机会。而陛下哪还有机会位居帝王呢？当今吴、蜀还未平定，在外还有大军，愿您要三思而后行，进宫出宫要慎重。以古代的成败来作为治理朝政的借鉴，说来容易，但确实关系到成败大事。刚刚下过大雨，暴死的生灵很多。雷电如此厉害，以致击死麻雀。天地神明，把帝王作为它的儿子。凡是政治有所失当的，它就会降灾谴责。应该深刻反省自己，这是圣人的教导。愿陛下在事前就早做思考，在事情初露端倪时就谨慎对待。效法汉孝文帝让汉惠帝的后宫佳丽出去嫁人的办法，把刚选进的美女放出宫去。不久前征入宫的小女孩，我听说不太温驯，应该作长远打算。

　　建宫室和制作器物，一定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尚书》说：‘九族和睦，万国也就协和了。’凡事应考虑周全，拿出妥善的方法，精心计划，以便节省费用。如果能平定吴、蜀，则君民同乐。如此以往，祖先也会欢心，尧舜恐怕还得妒嫉呢！今后应开启信义于天下，安抚百姓，用以昭示边远之人。”当时雍丘王曹植怨言深重，认为各藩王之间，城府太甚，所以杨阜又上书，略陈九族亲戚的大义。魏明帝下诏回报杨阜说：“看过密表，先是陈述古代明王圣主业绩，用以讽刺..政，言辞恳切，心地坦诚。我退思补过，将有所匡正，会悉心考虑的，你能苦言衷告，我尤为赞许。”后来迁任少府。这时大司马曹真率兵伐蜀，因天遇大雨，不得前进。杨阜上疏说：“从前周文王时有赤乌出现，是种好的征兆，但他忧虑得时至黄昏还顾不上吃饭。武王伐纣时，有白鱼跳进船里，君臣都为之变色。行动时有吉祥征兆出现，他们尚且忧虑不已，更何况有灾异情况，怎能不恐惧呢？而今吴、蜀未平，而天灾不断，陛下应当深以反省，专精应答，侧席而坐，用以昭示德行，对内则崇尚节俭。大军刚刚出发就遇上大雨，被阻隔停留在艰险的崇山峻岭之中，已经有很多天了。转运粮草很艰辛，负荷重，费用特多，如果不能提供后继，一定事与愿违。《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然将大军在山谷中困着，进退不得，这不是用兵之道。

　　武王见白鱼跳船而还师，殷商最终还是被灭掉，因为武王知道天意。而今年歉收，百姓饥苦，应发布告示，减少宫庭中食物和衣服的花销，技巧珍玩之物，都可以免掉。从前邵信臣生活在太平时代，但还是奏表，要求减省多余的食物。而今军用不足，更应节俭。”明帝下诏让各路大军班师回朝。后来皇帝下诏，让大臣议论哪些政治措施不便于民。杨阜认为：“好的政治在于任人唯贤，使国家振兴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如果置贤于不顾，只用自己的亲信，这是最坏的政治。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宽敞的宫殿，高高的台榭，妨害人民正常的劳作，这是伤害农业生产的。那些工匠不务正业，而是竞作奇巧，以迎合皇帝的私欲，这是最为危害国家的根本的。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当今官吏不论雅俗与否，治理国家的时候都不了解统治的基本原则，只是喜好烦琐和严厉，这是最为乱民的办法了。当务之急是要根除上文提到的‘忘治、害农、伤本、乱民’的四个弊端，昭示于公卿百官与各州郡及藩国，推举贤良方正、朴实敦厚的士子，这是求取贤人的一个重要办法。”杨阜又上书要求那些失宠宫人出宫，于是召集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御府吏恪守过去法令说：“这是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大怒，对这个官吏处以杖打一百的惩罚，并训斥说：“国家从不把九卿排在国家机密之外，难道还有让小吏知道的秘密，而不让九卿知道？”明帝闻讯后更加敬畏杨阜了。明帝的爱女曹淑，不幸夭折。明帝哀痛不已，追封她为平原公主，在洛阳专为她修庙，把她埋葬在南陵。明帝要亲自送丧，杨阜上疏说：“文皇帝、武宣皇后死时，陛下都未送葬，因为以国家为重，以备有变。为什么为一个小孩去送葬呢？”明帝没有听从。

　　明帝在许昌营建新宫，又在洛阳修建宫殿观阁，杨阜上疏说：“尧居茅屋而天下安居，禹住低宫而百姓乐业。古代圣帝明王，没有人为自己建造高大华丽的宫殿而劳民伤财的。夏桀修筑璇室、象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结果亡国丧身。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结果身受其祸；秦始皇营造阿房宫，结果殃及儿子，天下背叛，帝位仅传到二世就亡国了。凡是不顾惜老百姓只图自己快活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陛下应当效法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吸取夏桀、殷纣、楚灵、秦始皇的教训。高高在上，当修德行。

　　要谨慎地守护王位，才能继承祖业。否则，巍巍皇权，岌岌可危。不早晚警惕，抚恤臣民，仍自我逸乐，崇尚华丽的宫室，则必有颠覆危亡的灾祸。《周易·丰卦》说：‘盖起大屋，遮蔽家人，从外望进去，好像没人。’大王应以天下为家，说大屋无人，这是灾祸的征兆。而今吴、蜀二贼联合，危害国家，十万大军，东西奔走，边境无安宁之日。农民不能从事生产，面有饥色。陛下不忧虑这些大事，而是大兴土木，无休无止。如果国亡而我们大臣都能活下来，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君王为首领，大臣为肢体，存亡一体，生死与共。《孝经》说：‘天子有敢于直谏的大臣，只要七人，那么即使他治国不当，也不会失去天下的。’我虽然愚笨怯弱，但又怎敢失为臣的本分呢？言语不切直，就不能感动陛下。如果陛下不听劝告，恐怕祖先打下的天下会败亡的。假如让我身死，而能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我虽死犹生。我这是在敲着棺材劝谏，等待杀戮。”明帝为他的忠言所感动，亲笔写诏书作答。每当朝廷会议大事，杨阜总是侃侃而谈，以天下为己任，反复谏诤，明帝不听，于是他反复乞求辞职，未得允许。杨阜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孙子杨豹继嗣。

　　高堂隆传，(附栈潜传)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国高堂生的后代。少年时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为督邮。郡里的督军和薛悌争强，直呼薛悌名而训斥他。高堂隆按剑怒斥督军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登上高阶；赵王弹奏秦筝，蔺相如奉瓦缶让秦王演奏。当着臣下面而直称君名，按礼仪该责罚你。”督军大惊失色，薛悌也赶紧制止。后来，高堂隆辞职，来到济南避难。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任命他为丞相军议掾，后来当过历城侯曹徽的文学，转而为曹徽的国相。曹操死时，曹徽不哀痛，反而四处游猎。高堂隆严厉劝谏，尽到了辅佐侯王的职责。

　　黄初中(220～226)，任堂阳长，后为平原王曹睿太傅。曹睿即位，即魏明帝，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明帝登基伊始，群臣认为应大摆筵宴。高堂隆说：“唐尧、虞舜有极静之癖，殷高宗有不言之癖，因此德行深厚，光被四海。”认为不宜大摆筵宴。明帝敬重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后任陈留太守。牧民酉牧，七十多岁，有品行，召引为计曹掾，明帝赏识他，特别又任命为郎中，以为显宠。后高堂隆任散骑常侍，被赐关内侯。

　　青龙中(233～237)，大兴土木，取回长安大钟。高堂隆上疏说：“从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会周公旦的制度，既铸造了大钱，又建造大钟。单穆公劝谏也不听，泠州鸠批评也不理会，迷途不返，周朝国运因此而衰弱，这些都记录在史，作为永久的借鉴。但是，今天一些小人，喜欢叙说秦汉的奢侈靡丽的生活，用以迷惑您，求取大钟这样的亡国之器，劳民费时，有伤于德政，这是自取亡国，并不是振兴礼乐、确保神明美好的途径。”这天，明帝巡视上方，高堂隆与卞兰从行。明帝把高堂隆表交给卞兰，想为难高堂隆，说：“兴衰在于政治，跟音乐有什么关系，政治之退化，怎么能是钟的罪过呢？”高堂隆说：“礼和乐是政治生活的大事。所以箫韶演奏九次以后，凤凰飞来，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所以稳定，刑法得以实施。这是和顺的最好例证。新声弥漫，商辛陨命；大钟铸成，周景王衰败，都起因于此，怎么说与政治的兴衰不相关联呢？您的一举一动都要记载在史书中，这是历来的规则，如果您的行为不合常道，怎么向后人作出表率呢？圣王愿意听取下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劝规补过的正途；忠臣愿意尽心尽职，所以才能为了君王而奋不顾身地劝谏。”明帝认为说得有理。后来迁任侍中，还兼领太史令。崇华殿遭火灾，明帝下诏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呢？按礼节，该有祈禳之义吗？”高堂隆说：“所有的灾祸，都是向人们展示诫告。只有修行礼义与品德，才能战胜灾祸。《易传》说：‘上不节俭，下也不会节俭，所以会引来大火。’又说：‘如果君王大修高台，天火作灾。’这是因为君长只知道修缮宫室，不知道百姓的困苦，所以上天应之以干旱，火灾从高殿而起。上天提出鉴诫，让灾异告诉陛下：陛下应该尊崇人道，爱惜民力，以顺天意。从前，太戊时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时，..雉落在鼎器上。他们都视之为灾异，感到恐惧，进而修治德政。三年以后，远方的部落也来朝贡，所以称他们为中宗、高宗。这是前代明鉴。今考古书，凡是灾异发生，都通过燃烧宫室为诫鉴。但今天所以要大兴宫室，是因为后宫人数太多啊！应当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其余的都应放出来。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训导高宗，而高宗之所以流誉久远的根本原因。”明帝又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武帝大修宫殿来镇灾，这是为什么呢？”高堂隆说：“我听说西汉柏梁台火灾之后，越国有巫者出个主意，应修建宫室压它，所以修建了建章宫，以压火祥。

　　这是夷越巫者的计谋，决不是出自圣贤的训导。《五行志》曰：‘柏梁台火灾，其后有江充巫惑卫太子事发生。’如果按照《五行志》的记载，越国巫者劝汉武帝修建章宫以压火灾，并没有起作用。孔子说：‘灾异按类与人们的行为相感应，人神相感，用以惩戒君主。’因此圣贤往往见灾异就躬身自责，修养道德。当今应停止民役。宫室制度，应从俭约为好，只要能抵御风雨，能讲求礼仪就行了。清扫一下灾祸发生的地方，不再于此地建造宫殿，..莆嘉禾一定会生长此地，用来报应陛下虔诚恭谨的品德。怎么能让百姓疲劳，让国库空竭呢？这样做，并不能使天降祥瑞，也不会让外人心服的啊！”明帝于是修复崇华殿，当时郡国出现了九龙，又改名九龙殿。开始建造陵霄阙的时候，有喜鹊在上面筑窝，明帝问高堂隆此为何故。高堂隆说：“《诗经》说：‘喜鹊筑窝，鸠鸟居住。’现在兴建宫室，盖陵霄阙，喜鹊筑窝，这是宫室未盖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征兆。天象像是在说，宫室未盖成，将会有异姓人住进去，这是上天在劝诫您呢！天道是最无私的，只和善人相亲，不能不有所防备，不能不深刻反思。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继位的，但他们不恭敬地听取上天的明训，只听信谄言，随心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国了。太戊、武丁，看见灾异而感到恐惧，赶紧听从上天的劝戒，所以迅速兴盛壮大。当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崇尚节俭，广施德政，处处遵循帝王的礼德，翦除天下大患为民兴利，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继三皇五帝之后的伟大的帝王，殷王转祸为福又怎能与您相比呢？臣下做为您的心腹，如果能辅佐皇帝，保全国家，即使身死族灭，在所不辞。我岂能惧怕惹祸招灾，就不闻不问，让陛下听不到切至的忠劝呢？”听了这话，明帝为之动容。

　　这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显得特别明亮。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立城，都首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并恭敬侍奉它。凡建宫室，首先应是宗庙，其次车马库和粮仓，最后才是宫殿。而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还未确定下来，宗庙的制度也没有按礼仪实施，却修缮殿堂，让官员放弃日常业务，农民放弃农耕，后宫所需费用，与兴兵军费大体相对，民不堪命，都含怨怒。《尚书》说：‘天聪明，是因为万民聪明，天明畏，则因为万民也知道威仪。’轿夫作颂，上天赐予五种福事，百姓怨怒，则天降六种凶事威恐，是说上天的奖赏与惩罚，顺应民心民意。因此，临朝当政，首先应安抚民众，然后遵从古代的教化，成为帝王，百官以及广大百姓共同遵从的准则，从古至今，无不如此。以不加斫削的柞木为梁，建造低矮的宫室，唐尧、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后世；修筑玉台琼宫，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今天的宫室规格，早已违背礼仪制度，而且还要兴建九华殿，华丽铺张，前所不及。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发光，进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这是上天宠爱陛下、向您发出劝戒的征象，始终都滞留在尊位，殷勤郑重，想要感动陛下，这是慈父般恳切备至的训诫啊。应当按照孝子的礼节，明告天下，垂范后世，不应疏忽，冒犯天意。”当时国家多有征伐之事，刑法苛刻。高堂隆上书说：“开拓疆域，继承帝统，一定得等明哲之君才能实行；辅佐皇帝，匡正阙失，一定必须有贤良之臣才能实现。这样就可以国泰民安。凡移风易俗，倡明教化，为的是使四海同风，向内臣服，讲究道德，让那些少数民族企慕道义，这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做到的。而今的官吏只知探究刑书，不求治国大道，因此，虽然屡用严刑但是没有实效，世风颓弊而无从敦促改变。

　　当务之急应是推行礼乐，崇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重儒士，推举隐逸之人，制定各种礼仪，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节俭，然后准备礼仪，实行封禅制度。把功劳归于天地，让雅颂之声传遍天地之间，让后人知道本朝的教化，这才是最好的政治，这才是不朽的盛事呢！如此一来，四海之内，都可以不必动用兵力，揖让而治，还有什么忧虑呢？不想法纠正根本，而只是动些末节，就好像抽丝，只能是一团糟。应当让群臣文士都通儒术，恢复礼仪，使之成为法则。”高堂隆还认为，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改变徽号，变动器械，这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为新人耳目、改弦易辙的基本办法。所以要在三春称王，以便于使三统明达。于是又敦促修改旧服。

　　明帝听从他的建议，将青龙五年(237)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为黄色，宗庙祭品尚白，按地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后迁升光禄勋。明帝大肆修筑宫殿，雕饰观阁，凿取太行山的石英，开采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建起景阳山，在太极殿北筑起昭阳殿。又铸造黄龙、凤凰等奇伟的野兽，用以装饰金墉殿、陵云台和陵霄阙。大耗人力，民工多达上万人，公卿大臣以至于学生，没有谁不为此出力。明帝也亲自掘土作为表率。但是，辽东不朝贡。悼皇后死，天下大雨不绝，冀州发水，漂没百姓财物。高堂隆上疏劝谏，言辞急切：“天地间最大的品德是生，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如何才能守住权位呢？用仁。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财。士民是国家的宝物，谷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没有好的年成谷物不会丰收，没有劳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制造完成。因此帝王常常亲耕，用以劝导农民种庄稼，种桑养蚕，才能织衣服。因此要上告天庭，用来宣布自己的虔诚和措施。伊唐时代，厄运四起，洪水滔天，派鲧去治水，没有成效，于是又推大禹，随山砍树木，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灾异之严重，空前绝后，而百姓劳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没有比这更长久的了。而尧、舜君臣，和平统治而已。大禹治水，设显九州，官员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级，君子小人，各有服饰。而今并没有大禹时那种危急，却动用了各种人力大兴土木，让四边邻国都知道了，名声实在不好。如果载入史册，更不会流芳千古。因此，有国有家的人，近则取之于身边，远则取之于物，温馨养育，所以说‘圣贤君子，乃民之父母’。而今上下劳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饥饿备至，连年关都过不去。应当抚恤下民，解救他们的困顿。“我察阅了古书的记载，天人之际，没有不发生感应的。因此古代圣贤，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阴阳的规律，兢兢业业，惟恐有所违失。然后国家才能兴旺。

　　德行与天神相符，发生灾异后，应当有所警惧，赶紧修养德行，这样才能昌延国运。至于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则，不采纳良臣的忠告，随心所欲，疏忽劝诫的作用，则很快就会招致亡国。“天道显著，不必细说，再表人道。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如果这些本性兴动于内，必然相互矛盾。如果欲望很强，而意志薄弱，则情性纵横，禁而不止。精诚不能制服，就会放纵无极。情性的本愿，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没有人力财力不行，没有谷物绵帛也不能。如果情性过强，则人不堪其驱使，也无法满足其物质方面的要求。劳苦、欲求同时发生，灾祸也随之来临。因此不斩断情欲，就无法供其需求。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来看，礼义的制定，并不是拘泥自己，而是远离灾害而振兴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今吴、蜀两个敌国，决不是势单力薄的小贼。他们占据天险，拥兵众多，各自称帝，想和中国争一高低。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讲究道德修养，主张节俭，减削租赋，不沉湎于玩好，尊重长老，遵守礼则。

　　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对其警惕，并不希望他们如此吗？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很难征伐，这不是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有人说，孙权、刘禅穷凶极恶，劳民伤财，敛聚民命，百姓吁嗟，日甚一日。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勃然忿起，想要讨逆伐贼，解救百姓吗？再者，难道不会庆幸敌人疲敝而讨伐容易吗？如果是这样，从别的角度来思考，这里的道理实在不难明了。“秦始皇不修养道德的根基，却修筑阿房宫；不忧虑祸起萧墙，却修建万里长城。当时的君臣所以这样做，也都是想创立万世功业，让子子孙孙有天下。谁能想到在一个早晨，匹夫一呼应者如云，天下顿时倾覆。所以我认为，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会导致败亡，他们也就不会这样做了。因此亡国之君绝不会料到自己会灭亡，但终究还是灭亡；圣贤的君主总怕亡国，但终究不会亡国。从前的汉文帝可谓贤主，躬行约俭，流惠下民，而贾谊却以危言作比，说是天下即将倾覆，可为痛哭的事有一，可为流泪的事有二，可为长叹息的事有三。更何况天下凋弊，百姓没有任何储备，国家也没有够吃一年的积蓄。强敌在外，边境大军屯积，而国内却大兴土木，州郡不宁。

　　如果出现敌人入侵的紧急情况，我担心天下有变，结果不堪设想啊。“再说，将吏的俸禄已逐渐折减，与过去相比，不过五分之一而已。凡已去职者不再供给官粮，不应缴纳的财物也比过去增加一半。这说明现在官府财政收入应比过去多，但还是每每不足，征收牛肉这样的小税，前前后后也进行过多次。反而推之，这些费用，都出自何处呵。俸禄赏赐用的谷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让官吏和人民尽忠尽节的基本手段，而今连这点手段都废而不用，无异于不让吏民出力效命了。既得到这些吏民，却又失掉他们，人们怎能没有怨言呢！《周礼》说，大府掌管九赋之财，以便分配使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满足其用。满足各自的用费之后，多余的财产便可供君王玩好。如天子用财，必须征询大臣。而今陛下与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阁近臣，都是心腹之人，应当无所忌讳。如果看见财物的增减而不敢陈述，从命奔走，惟恐不及，这只是具体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从前李斯教导秦二世说：‘作为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监狱一样。’二世遵循此言，结果亡国。李斯也遭灭族之灾。

　　因此司马迁认为李斯不能正直劝谏，所以告诫后世。”明帝审阅奏书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奏书，使我感到畏惧不已。”高堂隆得病很重，口述奏书说：“曾子有病，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下患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恐怕不久人世。我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一腔忠言没有完全倾吐出来。臣下的赤诚，自然不敢与曾子相比，但还是希望陛下稍稍听我几句善言。如果能纠正过去的误谬，振作精神考虑未来的事业，让天人感应，四方百姓知道企慕道义，则麟、凤、龟、龙等四灵就会来献珍宝，玉衡就会显示吉祥。那样的话，就可以超越三王五帝，何止是谨守家业而已。“我常常痛感世间的君主，他们常想效法尧、舜、汤、武的治绩，却在行动上重蹈桀、纣、幽、厉的覆辙，他们无不嘲笑末世昏君，却在行动上不遵循虞、夏、殷、周的正则。可悲啊！如此所作所为，要想取得好的政绩，就好像上树捕鱼，烧水制冰，事与愿违。考察一下三代所以拥有天下的道理，无非是圣贤相承，统治数百年，致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万国安宁，九州大同。鹿台的金银和巨桥的粮食，竟没有什么用场，照旧统治天下，这是什么气派！夏桀、商纣之徒，靠着自己的勇气，拒谏饰非，崇尚谄谀，兴建宫殿楼阁，喜好歌舞淫乐，作靡靡之音，沉溺于桑间濮上的曲调之中。上天不哀怜他们，蓦然回顾，国土已成为废墟，人民沦为奴隶。商纣的首级悬于太白之旗，夏桀败亡被流放到鸣条之地。商汤、周武登上天子宝座。难道他们是非凡之人吗？只是圣明君王的后代。六国之时，天下大乱，秦国兼并六国后，不修养道德，却建阿房宫，修长城，好大喜功，威服四夷，天下震恐。路上行人不敢说话，只能以眉目示意。他们以为根深叶茂，帝业永存万世，怎会想到二世而亡呢？近世汉武帝秉承文帝、景帝的家业，抗御外侵，大修宫殿，十多年间，天下喧嚣。于是听信越国巫者胡言，竟触怒天意，修建建章宫来镇巫，千门万户，终于导致江充蛊惑太子的变故，以至于宫室乖离，父子相残。所造成的危害，影响数朝。

　　“臣下观察在黄初(220～226)的时候，天象已降下劝诫，有奇怪的飞禽，在燕窝里长大，口爪和胸都是赤红色，这是魏室发生变异的征兆。应当谨防内部的乱臣贼子。可精选诸王，让他们掌管国事和兵权，镇抚皇畿，辅佐王室。从前周平王东迁，依靠晋、郑；吕后作乱，朱虚侯刘章予以平定。这些都是前代的经验教训。上天公正无私，只与有德者相亲。百姓如果感恩戴德，国运就会长久；如果怨声载道，就会将国传给能人。可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看来，所谓天下，决不是陛下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臣下重病在身，气力渐消，已离开朝廷，返回故里。如果命归黄泉，魂而有知，一定报效陛下知遇之恩。”明帝下诏说：“高堂隆廉洁直追伯夷，其正直超过史鱼，忠心耿耿，怎能小病未愈就归回故里呢？从前邴吉有好的德性，结果病好，而且长寿。贡禹信守节义，虽然病很重，但还是得以痊愈。望注意饮食，专心养病，自珍自爱。”高堂隆死后，家人遵照遗嘱，入殓时给他穿的只是一般的服装，简单地入葬。

　　起初，在太和年间(227～233)，中护军蒋济上疏说：“应依照古礼封禅。”皇帝下诏说：“听了蒋济的话，使我汗流浃背。”这事就放下了。过了几年，又议及此事，明帝让高堂隆修撰礼仪。听说高堂隆死了以后，明帝叹息说：“上天不让我成就封禅事，高堂隆丢下我就先死了。”高堂隆的儿子高琛继嗣爵位。开始，在景初年间(237～239)，明帝认为苏林、秦静等都老了，担心没有人能继承他们的学业，于是下诏说：“从前先圣死了以后，他们的遗言和教导，都在六艺中保留下来。六艺之中，礼最为重要，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我们日常生活的。末世风俗，违背根本，由来已久。所以闵子讥讽原伯不学无术，荀卿把秦二世的焚书坑儒视为最可耻的事。儒学被废弃后，良好的社会风气还怎能恢复呢？而今宿生巨儒，都年事已高，传统遗教，谁来继承？从前伏生将老，汉文帝让晁错继承其学；《谷梁传》研习的人越来越少，汉宣帝选十人学习。选有才能且能理解经义的三十人，随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学习四经三礼，老师负责考试。夏侯胜说过：‘士人不通经术是最大的毛病；如果能通经术，取官位如同拎地上的小草一样容易。’而今学者能精通经术，那么爵禄荣宠，自然而来，应该互相勉励啊！”不几年，高堂隆等相继死去，学经的事就废弃了。起初，任城栈潜在曹操时代历任县令，曾督守邺城。当时曹丕为太子，沉溺打猎，早出晚归。栈潜劝谏说：“王公设置险阻，目的是保卫国家，都城禁卫，用来保卫王城。《诗经·大雅》说：‘宗室弟子居于城中，要保护城不被毁坏。’又说：‘如果宗室不能深谋远虑，我则进行劝谏。’如果耽溺于游猎，早出晚归，为了一日纵游的娱乐，忘记无边无尽的危害因素，我很不能理解。”曹丕很不高兴，但以后游猎次数倒是减少了。

　　黄初中(220～226)，曹丕想把郭贵嫔立为皇后，栈潜又上疏劝谏。这些情形记载在《后妃传》里。明帝时，劳役繁多，帝王的亲戚也都疏远了。栈潜上疏说：“天下有众多百姓，上天树立君王用以领导民众，哺育众生，因此被四方包围，不能叫天子，分裂疆域不能称诸侯。从三皇开始到唐尧虞舜，都主张在天下施行宽宏大量的政策，用德行治理天下，百姓信赖这样的天子。三王既已有所衰微，降及两汉，开明政治日益见少，丧乱日益增多。从此，天下不安。太祖曹操聪明威武，平定暴乱，恢复正统，创立帝业。文帝曹丕受天承命，开拓皇业，在位七年，兢兢业业。陛下圣明，继承大业，应当让天下太平，百姓安息。因为吴、蜀逆贼，尚未被平定，因此我们派征夫戍边，四边战事不断，旌旗到处高悬。

　　六军不得安宁，水陆交通，从不停息。百姓丢弃农作，国家每天耗费千金。再大兴土木，动用劳工，数以万计，徂来等地的松树，布满山谷之间，各类奇石，在黄河、淮水上运输。疆域之内，莫非王土，让他们提供稿秸钅至粟等物，用以充实苑囿，使林莽更盛，鹿兔更多。这样做实在危害农民，土地荒芜，疫病流行，民众心悴，以致损伤和气，颗粒无收。我所说文王立丰都，开始并不急迫，让百姓自愿而来，事半功倍，没有几日就完成了。灵沼、灵囿，百姓一起享用。而今宫室极高，雕饰极妙，忘记了有虞的总期，想往殷辛的华丽宫室，禁地有千里之大，华丽和阿房宫差不多，百役云集于乾..。臣下担心民力用尽，不能再忍受如此繁重的劳役了。从前秦王依据..函天险，平定诸侯，自以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想永远称帝，但到了二世就灭亡了。这是因为枝干已折，根本已被拔出。圣王统治天下，应修养道德，使天下和睦。朝廷有良臣，则功业可建；如天下和睦，则安危同忧。根深才能叶茂，虽然经历盛衰不同时期，内外都有辅佐之臣。从前周成王年幼，未能亲政，周、吕、召、毕等人同在左右辅佐。而今既无卫侯、康叔这样人来监护，置于身边，又没有周公、召公这样的人出镇地方，加之还没有册立太子，没有天子继位之备，这些都是急迫的大事。愿陛下留心疆域，永保王位，则四海深感幸运之至”。后来任燕地中尉，因病未接受任命，后死去。

　　评：辛毗、杨阜，刚直不阿，高风亮节。敢于直谏，仅次于汲黯。高堂隆学业修明，有志匡正君失，每有变异，陈述己见，诚恳感人。确乃忠臣呵！但是他要求修改正朔，要求曹魏以虞舜时代为典范，又有些意气用事，缺乏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