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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奇，字修奇，河北人，自称是晋凉州刺史陈骧的八代孙。祖陈刃，仕官慕容垂。陈奇少孤，家贫，而奉养母亲至为孝顺。少小聪敏，有早成美称。性气刚亮，与俗不群。喜爱玩习经典，博通典籍，经常指责马融、郑玄解经失旨，立志著书述说《五经》。始注《孝经》、《论语》，很是流行，为显贵所称赞。

　　陈奇与河间邢祐同召赴京。当时秘书监游雅素闻其名，开始很是喜欢他，引入秘书省，想授给他史职。后来与陈奇讨论到典诰及《诗》、《书》，游雅赞扬马、郑。至于《易·讼卦》天与水违行，游雅说：“从葱岭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所谈到的应是从葱岭以东的情况。”陈奇说：“《易》理绵远广大，包含宇宙。如像您所说的，自葱岭以西，难道东向望天吗？”陈奇执义非难游雅，每每都如此类，始终不苟从。游雅生性护短，便以为嫌。曾经当众侮辱陈奇，或尔汝地直接称呼，或者指他为小人。陈奇说：“公身为君子，奇身份是小人罢了。”游雅说：“君言身份是小人，君祖父是何人？”陈奇说：“祖，燕东部侯矨。”游雅质难陈奇说：“侯矨是什么官啊？”陈奇说：“三皇不传礼，官名哪里会相同呢？故过去有云师、火正、鸟师的名称。由此而言，世代变化则官名不同，时间推移则礼制改变。公为皇魏东宫内侍长，侍长究竟是什么职务呢？”从此游雅深深记恨于怀。开始皇帝下诏把陈奇交给游雅，令其补秘书的缺，游雅既然讨厌他了，这事也就搁下了。

　　陈奇闲置数年，高允与陈奇校正古籍，称赞其远见卓识，表扬陈奇的通识渊博，说他不是平凡的学者所能赶得上的。高允微劝游雅说：“君您在朝野都有很高的声望，为什么要与野儒去辨什么简牍章句呢？”游雅说高允偏袒陈奇，说：“君难道是结党小人？”于是拿出陈奇所注的《论语》、《孝经》在坑内烧了。陈奇说：“公是贵人，不缺柴烧，为什么要烧掉陈奇的《论语》呢？”游雅更加愤怒，因此告诉京城后生不听陈奇的传授。而陈奇并没有投降的意思，也评论游雅的过失。游雅撰写昭皇太后的碑文，论太后名字之美，把她比成前魏的甄后。陈奇挑剔其失误，被皇上听到了。下诏司徒检对碑文史事，本是郭后，是游雅的不对。

　　有人写谤讥之书，内容多有怨时的言辞，颇为陈奇的不得志鸣不平。游雅便讥刺说：“这文字说陈奇不得志，应当是陈奇唆使别人这样做的。如依律文，制造毁谤之书的人都要戮灭一族的。”于是列举陈奇的罪行，当时司徒、平原王陆丽知道陈奇被冤枉了，爱怜其才学，所以把陈奇一案拖延了年把时间，希望能够得到宽释。但是狱讼定案，最终陈奇还是被杀，且殃及一家。陈奇尤其擅长《易》，在狱中曾自己给自己算卦，没等算完，便击破而叹说：“我活不过来年冬天！”等到陈奇受害，与所占卜的没有任何差异。

　　陈奇当初被召，夜晚梦见星星坠落压在脚上，第二天告诉别人说：“星主好风，星主好雨，梦见星星压脚，必无善兆。但是时命严峻急切，不敢不去呀。”陈奇妹妹嫁给常氏，有个儿子叫矫之，仕官郡守。神龟年间，上书陈述时政所宜，言辞颇为忠诚，清河王元怿称美其文。陈奇所注的《论语》，矫之传掌下来，未能流行于世，其义与郑玄经解多有不同，往往与司徒崔浩的相同。

　　刘献之，博陵饶阳人。少时失去父母，十分贫困，却十分喜欢《诗经》、《左传》，曾经在渤海程玄那里读书受业，便博览群书。看到名家、法家之言，掩书讥笑说：“假使杨墨之流不写此书，千年之后谁人知道他们是如此之渺小呢？”他曾经对其亲人说：“看屈原《离骚》之作，自觉他是狂人，他死固然很合适，有什么可痛惜的！我常说涤缨洗耳，有异人形迹；食糟啜酉离，有同物节志。而孔子说：‘我却与此不同，遇事无可无不可。’此言太对，正合我心。”

　　当时有人跟随刘献之问学，刘献之就对他说：“为人立身，虽然百行异途，但按照四科而论，应当以德行为第一位。君如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便足不出户，就可知名天下。如不能这样，即使刺股读书，负笈从师，也只能做到博闻多识，只不过能做些土龙求雨，眩惑将来的事，这对于立身之道有何益处？孔门之徒，当初也不明此理，看见皋鱼叹无亲可奉，方才归而养亲。嗟叹先达，可曾自觉悟此为晚！学费束修来之不易，我受之也难，故吐心腹之意，你们三思。”从此以后，天下求学的人无不高仰其行义却很少登门造访。

　　刘献之擅长《春秋》、《毛诗》，每次讲解《左氏传》，讲完隐公八年的事情便停止了，说义例已讲完，不用再往下讲，因此弟子不能穷尽其说。后来本郡推举孝廉，这本不是他所爱做的事，人们逼他应举，只好应命，到了京师，便自称有病，还归本郡。高祖到中山，诏书征拜他为典内校书，献之仰天长叹说：“我不如庄周尚能为散木远矣！一次就够了，怎么能再来一次呢？”称病坚决推辞。当时中山张吾贵与刘献之齐名，海内人士称他们为儒家宗师。张吾贵每一次讲唱经书，门徒都达数千人，其中德行学业可以称许的很少。刘献之著录，参与的数百人罢了，都是通经的人。于是有见识的人便辨别二人优劣。魏朝紧接丧乱之后立朝，《五经》大义虽然都有师讲说，但天下学生还有很多疑难问题，这些疑难都由刘献之裁决。六艺的文字，他虽然没有全注，但他所标出的意旨，与旧的意义很不相同，刘献之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现在流行于世，加上《章句疏》三卷。注《涅..经》未完便去世了。

　　孙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小字陀罗。自称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从道恭到惠蔚世代以大儒传家。孙惠蔚十三岁时，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十八岁时，师从董道季讲《易》；十九岁，师从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游历儒堂，在冀州一带相当出名。

　　太和初年(477)，郡中推举他为孝廉，对策于中书省。当时中书监高闾久闻孙惠蔚名字，称其英辩，因而与他交谈，推荐他为中书博士。转任皇宗博士。高闾承诏理定雅乐，孙惠蔚参预此事。等到乐定成，高闾上疏请召集朝中贵宦到太乐署，讨论是非。秘书令李彪自负才辩，在其中诘难，高闾让孙惠蔚与李彪辩论，李彪不能说服他。黄门侍郎张彝经常与他游玩相处，每逢上表陈疏论事，多参访于他。太和十七年(493)，高祖南征，上议告类之礼。等到太师冯熙逝世，孙惠蔚监护他的丧礼，上书请求让冯熙还没成年的儿子都穿成人的丧服。孙惠蔚与李彪以儒学相知，等到李彪官做到尚书，孙惠蔚仍为太庙令。高祖曾经从容地说：“道固既登龙门而孙惠蔚还沉秽地，朕常常觉得心中有愧。”孙惠蔚虽然久滞小官，但深深理解为官通塞之变，没有孜孜求官的愿望，儒者以此推崇他。

　　二十二年(498)，孙惠蔚侍读东宫。这以前七庙以平文为太祖，高祖议定祖宗，以道武为太祖。祖宗虽然确定下来，但庙中昭穆次序仍然未改。等到高祖逝世，附神主牌位于祖庙，当时侍中崔光兼任太常卿，认为太祖既改，昭穆应依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门侍郎邢峦认为太祖虽改，昭穆仍然不该改变，于是立弹劾书章要追究崔光责任。崔光对孙惠蔚说：“这是礼制，而执法之人要弹劾我，我只有向硕学大儒求援来了。”孙惠蔚说：“您的意见深得礼制变化要旨。”很快写了封信给崔光，说明此事。崔光把孙惠蔚的信递交给宰相，于是召孙惠蔚与邢峦在官衙辩论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帮助邢峦，而邢峦最终还是理屈，弹劾的事就放下了。

　　世宗即位之后，孙惠蔚仍然在其左右教授经典，官职从冗从仆射迁升至秘书丞、武邑郡中正。孙惠蔚既入东观，看到典籍不周备，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圣皇治世，必定赞扩经典，参天礼地，宪章典故，述遵鸿儒。所以《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六经、百氏、图书秘籍，是承接上天之术，是治人的规范。所以温柔疏远，是《诗》、《书》之教；恭俭易良，是《礼》、《乐》之道。爻彖以精微为神，《春秋》以辞意为化。因此大训昭明于东序之堂，艺文光耀于麟阁之上。这些实在都是致太平的主要典籍，胜残的要道，乃是国家的灵基，帝王的盛业。安定政权，安抚百姓，调化风俗，都是依据它们吧？等到秦代毁弃学术，《礼经》绝迹。汉兴求访，典文渐举，先王遗训，灿然复存。到光武拨乱反正，日不暇给，而入洛阳的书仍只有二千余两(两，疑误)。魏、晋朝，尤其重视典籍，收亡集逸，九流典籍皆备。检视他们校集史篇，访购经论，纸竹所载，巨细无遗。为臣学识不足称为通儒，思虑不及绵远，徒循章句，片义不曾述立。而皇恩慈爱，照及愚陋，我得以任职秘书省，忝居承乏，职在掌书。而臣看观、阁旧典，先前没有确定目次，新故混杂，首尾不全。有的累重数十，没有的多年不誊写。或者有的篇第脱漏，始末残缺；有的文坏字误，谬误多烂相属。篇目虽说很多，全然不缺的很少。臣今天依照前丞臣卢昶所写的《甲乙新录》，打算修残补阙，损并有无，校正句读，制成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那些省中先没有的版本，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而经记书籍浩博，诸子纷论，部卷既多，章篇错误，不是一两名校书官，经过一些年的工作就可做完的。今请求让四门博士以及在京的儒生四人，在秘书省专门从事精校工作，参定字义。如果陛下同意，则会使经典文字允当正确，书籍定会大为丰富起来。”帝下诏同意。

　　又兼任黄门侍郎，迁任中散大夫，仍兼任黄门侍郎。很久以后，转为正黄门侍郎，代崔光为著作郎，他非文史之才，没有撰述，只自披其传注数行而已。迁任国子祭酒、秘书监，仍掌史事。延昌二年(513)，朝廷追赏他的侍讲功劳，封枣强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肃宗初年，出任平东将军、济州刺史。还京后，除任光禄大夫。魏朝初年以来，儒生大多仕途潦倒，孙惠蔚最为显达。他先单名蔚，正始年间，在宫内侍讲，夜晚论述佛经。皇帝听了很舒服，下诏让他加上“惠”，号称“惠蔚法师”了。神龟元年(518)卒于任上，时年六十七岁。朝廷赐给他帛五百匹，赠大将军、瀛州刺史，谥称戴。

　　董徵，字文发，顿丘卫国人。祖董英，任高平太守。父董虬，终官郡功曹。董徵身长七尺二寸，好古，学尚雅素。年纪十七，从师清河监伯阳，受《论语》、《毛诗》、《春秋》、《周易》，师从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后来又从师博陵刘献之广受众经。数年之中，诸书大义精练，收徒讲授。太和末年(499)，任四门小学博士。后来世宗下诏让董徵入..华宫，令孙惠蔚问他《六经》，仍下诏让董徵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后来特除员外散骑侍郎。清河王元怿任司空、司徒，引董徵为长流参军。元怿迁任太尉，征任仓曹参军。出任沛郡太守，加扬烈将军。入朝任太尉司马，不久加辅国将军。没多久，以本将军除任安州刺史。董徵因入廷述职，路过家乡，摆设酒宴，大享乡老，说：“腰带龟符返国，过去的人都称这很荣耀；仗节还家，为何不快乐一番。”因之又告诫家门子弟说：“我今天的富贵，不是从天降下的，乃是勤学的结果。”当时人都以他为荣。入朝为司农少卿、光禄大夫。董徵出州入卿，不仅是学业好的原因，也是由于汝南王元悦以他是自己恩师，出面为他请官所致。永安初年(528)，加授平东将军，不久以年老卸职。永熙二年(533)去世。出帝以董徵过去曾给其父授业，故优赠散骑常侍、都督湘殷沧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相州刺史，谥曰文烈。

　　刁冲，字文朗，渤海饶安人，镇东将军刁雍的曾孙。十三岁成为孤儿，孝顺过于常人。他的祖母是司空高允的女儿，是位聪明的妇女，哀伤他少小即成孤儿，抚养他尤为精心。刁冲丧期满后便有志到他方求学，高氏流着眼泪挽留他，而刁冲执意要走。虽然他家世显贵，而他仍在外从师，把自己当一般生徒一样看待。当时学制，诸生都要轮流值日下厨，刁冲虽然有仆役奴隶，不让其代己下厨，生火做饭。每次听讲的时候，他总是专心致志，不分日夜，不知寒暑，刻苦学习。刁冲学通众经，偏修郑玄之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的书籍无不融会贯通，当世的人佩服他的精湛渊博。刺史郭祚听说他的盛名，以疑难问题寻访于他，刁冲当即解释辨析，无不消除其长久的疑惑。后来太守范阳人卢尚之、刺史河东人裴植都征刁冲为功曹、主簿，这都不是他所喜欢的，刁冲只是挂名而已，不参与具体事务。只以讲学为本业，四方学徒到他这里学习的每年都有数百人。

　　刁冲虽是儒生，却心怀壮烈，不畏强暴。延昌年间，魏世宗的舅舅司徒高肇擅弄威权，刁冲于是上表痛陈这事，辞意恳切忠直，字字激愤，句句忠烈。太傅、清河王元怿看完上表，叹息不已。

　　以前，刁冲曾祖刁雍写《行孝论》以告诫子孙，称：“古代死了的人以薪为衣，不起冢也不树碑，后代圣人变而为以棺椁下葬。这有生则不能奉养，死则厚葬过度的嫌疑。到了末世，就草席裹尸，裸而葬之。此论很恰当，并非折衷之说。我们既然知道二者失之偏颇，哪还能与其苟同呢。我们所应采取的应是棺椁厚不过三寸，高不过三尺，不用绸缎，装殓只穿平时衣服。丧车只用白布为幔，不加画饰，起名叫清素车。还省去挽歌，驱邪神像，还有神器杂物等一并去除。”等刁冲祖刁遵快死时，嘱咐子孙要他们遵照刁雍遗旨。河南尹丞张普惠说这样做过于节俭，写信给刁冲的叔父刁整讨论此事是否合适。刁整令刁冲与学识渊博的人讨论此事，刁冲于是写信给国子学中的学者们讨论此事，学官们竟不能给出一个答复。

　　刁冲因为嫡传，袭爵东安侯。京兆王元继任司空，频频辟他为记室参军。肃宗准备亲自祭奠神灵，于是国子助教韩神固与众儒者到国子祭酒崔光、吏部尚书甄琛那里，推举其才学，请他赴驾，朝廷应允了。等到他去世，国子博士高凉及范阳卢道侃、卢景裕等人又上书陈述刁冲学识品行，商议奏请朝廷谥为安宪先生，以太牢的礼仪祭奠他。冲儿子刁钦，字志儒，早亡。

　　李业兴，上党长子人。祖父李虬，父玄纪，都因儒学渊博被推举为孝廉。玄纪死于金乡令任上。李兴业少年时代就很忠直，潜心学习，负书从师，不怕辛苦。精研经书章句，爱看奇闻异说。稍晚在赵、魏之间师事徐遵明。当时有渔阳人鲜于灵馥也聚徒讲学，而遵明声誉还没多高，著录尚少。业兴于是到灵馥的学校中去，看起来像个学生。灵馥于是说：“李生你久随徐遵明都学到了些什么？”业兴默不作声。等到灵馥讲说《左传》，业兴拣几条传中大义问灵馥，灵馥无法回答。于是业兴振衣而起说：“羌弟子正像我这样！”扬长而归。从此以后，灵馥的学生纷纷改换门庭，来到徐遵明这里。徐遵明学生大增，全是李业兴的功劳。

　　后来，李业兴广泛涉猎百家之学，图纬、占卜、天文各种学问无不详知明晓，尤其擅长算术历法。李业兴虽然贫寒，却很自负傲气，如别人礼待不周，即使权贵之人，他也不低头。后来当王遵业的门客。被推举为孝廉，任校书郎。因当时流行赵匪欠的历法，这部历法节气比时间变化晚了一些节拍，延昌年间，李业兴编出一部《戊子元历》献给朝廷。当时，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各自献上一部新的历法，世宗下诏，让把它们合为一部。张洪等人于是共同推荐李兴业为主，编成《戊子历》。正光三年(522)，奏请推行新历。事情记录在《律历志》。迁任奉朝请。临海王元..征伐蛮族引征他为骑兵参军。后来广陵王元渊北征，又为外兵参军。李业兴考虑到殷商甲寅历，黄帝辛卯历，空有积元，术数亡缺，业兴又加以修订，各写一卷，又流传于世。

　　建义初年(528)，授官典仪注，没多久升任著作佐郎。永安二年(529)，因他以前造历书的功劳，朝廷赐给他长子伯爵位。后来因居丧解职，不久又恢复原职。元晔窃居魏政权，任他为通直散骑侍郎。普泰元年(531)，淘汰侍官，李业兴仍在通直郎位，又加授宁朔将军。后又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仍在通直职位。太昌初年(532)，转任散骑侍郎，因他典制仪式勤勤恳恳，特地赏升一阶，除授平东将军、光禄大夫，不久又加安西将军。后又以出帝登基时，参与安排典礼仪式，被封为屯留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转任中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永熙三年(534)二月，出帝祭神，李业兴与魏季景、温子升、窦援为帝选祭辞。后来选入内宫，任帝侍读。

　　魏都刚迁到邺城时，起部郎中辛术启奏说：“如今皇驾东移，百般创始，营造一事，必须合乎节度。上应参照前代范式，下应比照京洛规模。如今邺都虽旧，房基殿址毁灭，又加上当初图样模糊，营造事宜应该审定。臣虽居职在此，但不精古式，国家大事不敢妄自定夺。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是硕学大儒，博闻多识，营造大事，应征求他的意见。现在请求皇上让我到他那里去展披图记，考定是非，验古论今，仔细定夺，召集画工并所须调度，设计新图，申奏皇上裁决。臣希望开始营造的时候，百事顺当。”皇帝下诏，同意这个意见。天平二年(535)，朝廷提升李业兴为镇南将军，不久又任侍读。这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军高隆之被召修缮治理三署乐器、衣服以及百戏之类，高隆之奏请李业兴一同参预此事。

　　天平四年(537)，与兼散骑常侍李谐、兼吏部郎卢元明一起出使萧衍。萧衍的散骑常侍朱异问李业兴：“魏国洛中的委粟山是帝都的南郊吗？”业兴说：“委粟是园丘，不是南郊。”朱异说：“北边郊、丘不是同一个地方，用的是郑侯之义。我们这里只用王义。”李业兴说：“是的，洛京郊、丘之处专门采用郑解。”朱异说：“如像这样，女子降嫁旁亲也从郑义不？”业兴说：“这一桩事，也不全从。像你说的这儿专从王义，丧期应为二十五个月，为什么王俭的《丧礼》上写除去丧服应为二十七个月呢？”朱异没法回答。李业兴又说：“我昨天看见明堂建制是四根柱子的方形屋宇，都没有五九的室制，应当是裴危页所制。明堂上圆下方，裴只去除侧室而已。而今却见明堂上面不圆，是怎么回事？”朱异说：“圆方之说，经典无记载，为什么以方怪明堂？”李业兴说：“圆方之言，出处很明确，只是你没有看见罢了。我见你记录的梁主《孝经义》也说上圆下方，你今天又说没有此说，岂不是自相矛盾？”朱异说：“若是这样，圆方之说出自何经？”李业兴说：“出自《孝经·援神契》。”朱异说：“纬侯之书，有什么可信的？”李业兴说：“你若不信，《灵威仰》、《叶光纪》之类经典也属无稽之列，你信不？”朱异不答。

　　萧衍亲自问李业兴说：“听说你擅长经义，儒、玄之中有何深研？”业兴说：“少年作为书生，只读五典，至于深义，不辨通释。”萧衍问：“《诗经·周南》，王者之风，系指周公；《邵南》，仁贤之风，系指邵公。什么叫‘系’？”李业兴回答说：“郑玄注《仪礼》说：过去大王、王季居住岐阳，实行《邵南》之教，以兴王业。等到文王施行《周南》之教以受周命。在丰地建都城，分原来地方给二公。所以名‘系’。”萧衍又问：“如是故地，应该自己统管，为什么要分封给二公？”李兴业说：“文王作为诸侯时所居守的封国，既登上皇位之后，便不能再守留原来作为诸侯所守之地，所以分封二公。”萧衍又问：“《乾卦》开头称‘潜龙’，二称‘见龙’，到第五称‘飞龙’。其实首卦可以称为‘虎’。”提问颇怪。业兴回答说：“我学识肤浅，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萧衍又问：“《尚书》‘正月初一受终文祖’，这是何种历法？”李业兴回答说：“这是夏历正月。”萧衍说：“你从哪知道？”业兴说：“查《尚书中候运行篇》说‘日月开始’，故知是夏正。”萧衍又问：“尧时以哪一月为正？”业兴回答说：“从尧以上，书典无记，实在不知何月为正。”萧衍又说：“‘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是殷仲春’，即是二月。这出自《尧典》，怎么可以说尧时不知道用什么历法？”业兴回答说：“虽然三正不同，说时节都根据夏历正月。《周礼》，仲春二月男女中未婚者相会。这话虽然出自周朝书籍，月份指的也是夏时。尧的日月，也当如此。但我所见典册不多，无法辨析清楚。”萧衍又说：“《礼》载，原壤的母亲死了，孔子帮助其洗棺。原壤叩木唱着说：‘很久了，我与音乐久违了。狸首并排怡然，我握你手心情舒畅。’孔子是圣人，而与原壤是朋友？”业兴回答说：“郑玄注说：孔子自己有解释，叫亲人不失其为亲人，故交还是故交。”萧衍又问：“原壤哪里人？”业兴回答说：“郑玄注说：原壤，孔子幼少时的朋友。所以是鲁国人。”萧衍又问：“孔子是圣人，所留下的所做所为必可为效法的对象。原壤不孝，有悖人伦，孔子何以存故旧的小节，废原壤不孝的大罪？”李业兴回答说：“原壤所做，事自明显。孔子与他幼小之交，不是今始，既没有大的原因，怎么能舍弃不管？孔子深明故交之义，合于道理。”萧衍又问：“孔子圣人，为什么书录原壤一事，作为千秋万代效法的对象？”李业兴回答说：“这是后人所录，不是孔子自述。就像合葬于防之类事情，像这样的情况，《礼记》之中，不下百处。”萧衍又问：“《易》说太极，是有还是无？”业兴回答说：“所传太极是有，只因我一向不深研此类玄学，不敢妄自对答。”

　　回来兼散骑常侍，加中军大将军。后来撤除议事省，皇帝下诏让右仆射高隆之及众朝官与李业兴等人在尚书省讨论制定五礼。兴和初年，又编《甲子元历》，当时被采用。又参与讨论《麟趾新制》。武定元年(543)，除授国子祭酒，仍任侍读。武定三年(545)，出任太原太守。齐献武王每次出朝征讨，时常求教于他。武定五年(547)，齐文襄王引荐他任中外府谘议参军，后因事被软禁起来。李业兴于是创《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为一章，四千四十为一部，九百八十七为斗分，还以己未为元，此历始终相系，不再移转像一般历法，与今天的历法方式不同。至于节气时序交合分离，日影度数盈缩，则一样。武定七年(549)，死在软禁地，年六十六岁。

　　李业兴爱好书籍，收集不已，亲手补治残缺，亲自加以题帖，家藏书籍，积至万卷。而他则读书不止，常有异事发现，众儒者佩服他的学识渊博。李业兴性格豪爽侠义，重义气。如人家有急难，投奔他那里，他便收留藏匿。人家与他情投意合，他便能倾注身心，绝不吝啬。如有矛盾，他便会中伤别人，以至于怒形于色，横加诅骂。性情又很急躁偏狭，以至于辩论的时候，高声粗语，伸拳振臂，没有儒者风度。他经常跟别人说：“只要说我好，虽然我明知那是假话，但比说坏处强。”只求进职，忌讳他人比他强，做起事来不问后果，当时的人因这一点，厌恶他。但他学术精深的程度，当时无人能赶得上。

　　子李崇祖，武定年间，任太尉外兵参军。

　　崇祖弟遵祖，太昌年间(532)，业兴把长子伯的爵位传给了他。齐立国，按例降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