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的字叫东野,湖州武康县人。
年轻时隐居嵩山,生性孤僻,很少与人合得来。韩愈见到后就和他成了好朋友。
孟郊五十岁时,考中了进士,任溧阳县尉,县里有投金濑、平陵城,草木丛生,下边有水潭。孟郊有空就去坐在水潭边,徘徊做诗,公务多耽误了。县令报告了刺史,任命了一位代理县尉替代他,把他的俸禄分出了一半。郑余庆任东都留守,任命他为水陆转运判官。郑余庆镇守兴元,又任命他为参谋。后去世了。
享年六十四岁。张籍给他立谥号叫“贞曜先生”。
孟郊写诗有内容和情趣,最受韩愈赏识,但诗句过于怪异和艰涩。李观也评论他的诗说:“其中好的古代无双,其中一般的也超过谢灵运和谢眺。”
张籍的字叫文昌,和州乌江县人。
他考中了进士,任太常寺太祝。任此职很长时间后,升任秘书郎。韩愈推荐他任国子博士。后历任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那时有名的人都和他有交往,韩愈称赞推崇他。张籍生性偏激直率,曾经责备韩愈喜欢格五棋和研究各种学说,讨论喜欢压倒别人,驳斥佛教、道教不能像孟轲、扬雄那样著书传世。韩愈最后写信回答说:你不认为我不好,心里想帮助我达到众圣人贤者的境界,纠正我的错误,增加我的价值。说我的品质有能够发展到圣贤之道的基础,只要疏浚源头,引导流向,培育根本,就能有成果。这是有很高德行的人都不敢承担的褒奖,更何况我呢?但这里面有应该答复的,所以不能不说。
过去孔子写《春秋》,已写得很隐晦了,但还不敢公开传播,只是传授给学生,流传到后来,他的书才发表了。他防备祸患的考虑非常周全。现佛、道二教的信奉者,有达官贵人,我怎敢公然驳斥它们呢?选择告诉其中谈得来的,他们还常和我争论,耳边一片反对声,如果写成了书,那么看到后对书感到愤怒的人必定更多,人们一定会认为我狂妄、糊涂。自己的名誉都无法保住,书有什么意义?孔子是圣人,却说:“从我有了子路,耳边才听不到坏话了。”他的其他学生任官的到处都是,尚且在陈国断了粮,在匡地遇到危险,被叔孙诋毁,在齐、鲁、宋、卫之间跑来跑去。他的学说虽然地位高,他不得志也到了极点。幸亏他的学生们继承他的学说,终于成了负有盛名的学派。要是他只是自己说自己写书,能指望他的学说存在吗?现在佛、道二教在华夏流行,已将近六百多年了。
它们根基牢固,影响很大,不可能早晨下令晚上就禁止。从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周公旦、周成王、周康王继承他,礼、乐制度都存在,到孔子时间还不太长,从孔子到孟子时间也不太长,从孟子到扬雄时间也不太长。尚且那样勤勉,那样艰难,然后才能成功,我怎能轻率地去做呢?做事轻率,流传就不会长远,所以我不敢写书。我观察古代人,受到了重用,实施了自己的抱负,就不用写书。写书的,都是不受当时重用,而被后代采纳的人。现在我受重用不受重用还说不准,因此等到五十、六十岁写书,也来得及。
上天如不想让人们有认识,那么我的寿命不能做指望;如想让人们有认识,不成全我成全谁呢?推行学说,写成著作,改变风俗,传给后人,一定能够实现,你为什么竟然担心我做的事呢?
上封信说我和人讨论不能心平气和,像一心想争赢的人。虽然确实是这样,但不是自己想赢,而是想自己的学说赢。也还不是想自己的学说赢,自己的学说是孔子、孟轲、扬雄的学说。传播学说的人如辩不赢,对学说就没有贡献,我怎敢躲避这个罪名呢!孔子说过“:我和颜回谈话一整天,他都不反驳我像愚昧无知一样。”那么孔子和大家肯定有争辩。研究学说太杂的批评,上封信已详细答复了,请你再看一遍。过去孔子也有娱乐,《诗经》不也说:“善于开玩笑,是不过分的。”《礼记》说:“总是紧张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也办不到。”对学说有什么妨害呢?你没有想过吗?
张籍写诗,擅长乐府诗,写了很多名句。他最后官任国子司业。
皇甫湜的字叫持正,睦州新安县人。
他考中了进士,先任陆浑县尉,后官当到工部郎中。他性情急躁借酒使性,几次触犯同事,于是请求分管东都的部门。
东都留守裴度任命他为判官。裴度建福先寺,要立碑,请白居易撰文,皇甫 湜发怒说“:丢开近处的皇甫湜老远去找白居易,我请求从此告辞。”裴度向他道了歉。
皇甫湜就请求倒一斗酒,喝到兴头上,拿起笔立刻写好了。裴度送给他车辆马匹绸缎等很重的礼物,皇甫 湜却很生气地说“:自从我写《顾况集序》后,没再答应给别人撰文。现碑上有三千字,每个字只值三匹绢,怎么对我这样刻薄呢?”裴度笑着说“:你是个不管常理的人才。”按他的要求酬劳了他。
皇甫 湜曾被蜂子螫了手指,就悬赏叫小孩抓蜂子,把蜂子捣烂成浆。一天他叫儿子抄诗,抄错了一个字,他跳脚骂着叫拿棍子来,棍子没送来,他把儿子的手臂咬得流出血来了。
卢仝住在洛阳时,韩愈任河南县令,喜欢他的诗,用重礼待他。卢仝自称玉川子,曾写了《月蚀诗》来讽刺元和年间的叛逆集团,韩愈称赞写得好。
当时还有贾岛、刘义,都是韩愈的学生。
贾岛的字叫浪仙,范阳郡人,先当了和尚,法名叫无本。后到了洛阳,当时洛阳县令下令僧人中午以后不能外出。贾岛写诗伤感,韩愈喜欢他,就教他写文章,他于是还了俗,去考进士。他在苦苦吟诗的时候,即使碰到达官显贵,也不会察觉。有一天碰到了京兆尹,他骑着驴子也不回避,京兆尹把他喊去责问,很长时间才放了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唐文宗时,他受流言诽谤,被贬任长江县主簿。会昌初年,从普州司仓参军升任司户参军,没接到任命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
刘义也是一个有节操的士人。他年轻时放纵自己行侠义,酒后杀人逃亡。
遇到赦免,他回来了,竟改变志向读起书来,并擅长写诗歌。他倚仗过去的抱负,不肯屈事权贵,常常穿着木屐、破衣裳。
听说韩愈招纳国内的士人,他步行归附韩愈,写了《冰柱》、《雪车》两首诗,比卢仝、孟郊写得好。樊宗师见了他,单单给他行礼。他能当面指出别人的优缺点,但对佩服的人又像亲戚一样掩饰过失。
后来他因争论不肯谦让客人,就拿了韩愈的几斤金子走了,并说:“这是说死人好话得来的,不如给我做寿。”韩愈拦不住他,他回到齐、鲁一带,不知到哪里去了。
赞词:唐朝建立,上承南北朝的分裂,国家治理混乱,文风败坏不讲内容,淫邪和俚俗混杂。全国平定后,革除弊病,倡导儒家学说,发扬先王之道,陶冶影响,近一百多年,此后文章才略有可观。到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就用儒经的文章向学者宣扬,纠正颓靡文风,反对纤巧倡导质朴,反对做作倡导真实。韩愈的文才,自认为和司马迁、扬雄一样,从班固以后他都看不上。他的长处是:文风纯正且都合乎正道,除尽陈旧的语句,自辟蹊径、淋漓尽致,总的说没有不合孔孟之道的。他把自己的思想和孟轲相提并论,认为荀况、扬雄还不够淳正,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他劝君上、献计谋,论辩哀悼,都能纠正时弊,弘扬仁义之道,真可算得上是信守道义的正人君子了。
从晋朝到隋朝,道教、佛教盛行,儒学形势危急。众儒生将合于正道的议论认为是怪异,帮助宣扬邪说。韩愈独自感慨并援引圣人学说,与全国受迷惑的人争辩,虽然遭到嘲笑,跌倒了又爬起来,开始人们不相信他,最终在当代有了很大名气。过去孟轲抵制杨朱、墨翟的学说,距孔子才两百年。韩愈反对道教、佛教,离孔子已一千多年了,他能振兴衰落趋势回归正道,功劳和孟轲一样而且费力加倍,他超过荀况、扬雄就很远了。人们认为自从韩愈死后,他的学说极为盛行,学者们对他像泰山、北斗星一样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