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自古以来，我国政治家、军事家崇尚的选将标准便是文武双全，德才兼备，而把只有武功的将领视作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只配去冲锋陷阵，对敌拼杀，而不能担起统兵指挥的重任，所以自古以来便有一句感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很明显，这里所说的难求的“将”，就是指那种智勇双全、文韬武略皆备的统兵将帅。所谓的文武双全，其内含是非常深广的，其“文”当然不是指一般的有学问，而是要有很渊博的军事知识和军事理论素养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地理、天文，社会等方面的学识，按古人的说法就是“经天纬地”之才。而其“武”也不单是指武艺，更主要的是英勇善战，善于把自己的军事才干用于实战，能够克敌制胜，百战不殆，也就是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然而，仅有这些才干还不足以成为杰出的将领，还必须有德，我国历来非常重视这个“德”字，有“德”之人，才能称之为贤才。那么，对于一个统兵将领在“德”方面的要求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正是本文所论述的“义、仁、德、信、智”这些方面。我国著名的兵法家，历来都十分重视这几个字，只不过提法略异而已，姜太公在《论将》一文中提出“五材”作为将领的美德，并明确回答：“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孙子（武）在其兵法的开卷首篇《始计第一》中，就明确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诸葛亮在《将材》一文中提出“将村有九”，这九项标准中，除“步、骑、猛”是军事素养方面的要求外，“仁、义、礼、智、信”五项以及最后提出的“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的大将修养，均是德方面的标准。除在《将材》一文中论述将领的品德修养外，诸葛亮还在其《将器》、《将善》、《将强》等多篇论述将领的文章中，从正反两方面深入透彻地论述将应有的品德修养，如“五强”，要求将领“高节、孝悌、信义、沉虑、力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要求。孙膑在这篇文章中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深刻地论述了“义、仁、德、信、智”。他把“义”比作“首”，把“仁”比作“腹”，把“德”比作“手”，把“信”比作“足”（可惜“智”一项残缺，不知其所比），他这么一比，不用再多费唇舌，便使人得出结论，这几项是一员称职的将领所不可或缺的。哪一个健全的人也不能没有头，或缺手、缺足、缺肚腹，健全的人不能缺其中的任何一项，同样的道理，合格的将领也不能少任何一项。这种比喻论证，确实言简意赅，很有说服力。这篇文章不但比喻论证用得好，而且从反面论述其危害也用得很出色。孙膑一一指出不义、不仁、无德、不信、不智的恶果，从而反证“义、仁、德、信、智”是缺一不可的，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孙膑在内的著名兵法家为什么十分注重“义、仁，德、信、智”这类品德修养呢？因为这些品德修养，确实是一位杰出将领所应具备的、缺了任何一项，都会给统兵用兵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不妨拿《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作些比较。《三国演义》是我国一部流传极广、脍炙人口的名著，这部小说可以说是集我国兵法大成的形象化军事教材。先看三国的首领人物，曹操可谓有勇有谋，能征惯战，但在《三国演义》中他却是为人奸诈，不仁、不义：为了灭口，他竟能杀了他父亲的结义兄弟、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全家；为了稳定军心，他毫不犹豫地问斩一名管粮官员作替罪羊；为防备暗杀，他可以装着睡梦中杀卫士；为了嫁祸于人，他可以忍辱让弥衡出使荆州；因为忌才，他便以惑乱军心为由杀了杨修，等等方面，把曹操刻画成了一个奸雄形象。刘备，作者是把他作为汉室后裔、正统代表来写的，作者充分表现了他的仁义爱民，任用贤能等才德，但纵观全书，也只不过表现了他作为一般皇室继承人所具有的仁君品德，而远非一位军事家、政治家，这只须看他求得诸葛亮前的遭遇便可知道，空有关、张、赵等盖世猛将，却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再从几件具体事上，也可看出他并非理想人物，从新野往荆州撤退时，带着大批难民，一天只能行军十多里，结果救不了百姓，反而弄得军队元气大伤，刘备连夫人也失去了，这只能说是“妇人之仁”；刘备在娶了孙尚香之后，居然甘当江东驸马，沉醉于富贵温柔乡中，若不是诸葛亮授予赵子龙三个锦囊妙计，还不知结果如何呢？更典型的是，他只知为兄弟报仇，心中只有哥们儿义气，全无国家社稷，置诸葛亮等的苦谏于不顾，带领大军讨伐东吴，又瞎指挥，在树林地区连营七百里，结果被陆逊一把火，烧了个精光，75 万大军全军覆没，可见，刘备也不是理想人物，孙权继承兄业，也能招榄贤才，振兴江东，但在作者笔下却有优柔寡断、大志不足的缺陷。仅以赤壁大战之前的决策情况来看，他听了张昭等人的主和言论，又听了诸葛亮、鲁肃的主战言论，显得主见不足，缺乏决断的气慨，最后还得周瑜力排众议，他才能最后下决心。再看他的全部历史，他从未有过北伐中原、统一全国的想法，最多也只是想收回荆州，苟安江南而已。孙权也不是理想的形象。至于其他实力人物，董卓残暴荒淫；袁绍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袁术只知骄傲自大，实际才疏识浅；吕布有勇无谋，沉迷酒色，而且刚愎自用。所以，他们虽都曾势大一时，却都很快灭亡了。至于说到统兵将帅，决策谋士，最主要的应数诸葛亮、周瑜和司马懿了。周瑜不失为年轻有为、英勇善战的帅才，可惜他又是个胸无全局、气量狭小的人物，他能辅佐孙策、孙权平定江东，称雄一方；他能正确分析曹军，力主抗战；他能利用蒋干、黄忠，骗过曹操，让曹操中计；他也能指挥火烧赤壁的大战。但是，他却不懂刘、孙联合的大计，只知妒贤忌能，三番五次要除掉诸葛亮，结果，反被诸葛亮三气身亡。罗贯中笔下的司马懿，不失为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多次为曹魏挽回劣势，但在诸葛亮面前，他却只能是甘拜下风，自叹弗如，甚至在诸葛亮的空城面前不敢进，在尚方谷差点丧命，被诸葛亮的神像吓得落荒而逃。至于有名的大将，当然首推关羽，他确有赫赫战功：温酒斩华雄，万军之中斩颜良、杀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可谓勇猛过人，有仁有义，但后来却骄傲自大，不顾大局，失荆州、走麦城，落得“虎落平阳被犬欺”，成了无名小卒的俘虏。张飞曾威震长坂桥，大吼一声，吓退曹操百万大军，智胜严颜，智取张，可算勇猛超人，而且粗中有细，但却改不了粗暴的脾气，最后落得身首异处。马超曾凭一杆枪，杀得曹操割须弃袍，靠一棵树侥幸逃命，却中了曹操反间计，落得功亏一篑，反胜为败。在诸将之中，赵子龙可算得十分完美的了，论勇猛和武艺，他可在曹操的百万军中杀进杀出，单骑救幼主；论仁义，他曾一拳打倒为他作媒的桂阳太守赵范，只为这个结拜兄弟想把寡嫂嫁给他；说智谋，他也曾逞威北山寨，杀得众曹军心胆俱寒；至于他的忠心，那更不用说。可是，作者却从没有让赵子龙扮演过“独当一面”的统兵重任，无从显示他的帅才，而只是一员虎威大将而已。至于其他有名有姓的大将，在罗贯中笔下，尽管也各有过人之处，各有显赫战功，但比起关、张、马、赵来已是多有不如了，更何况理想形象。现在再来看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他未出草庐，已有“三分”妙论，对当时的形势及事态发展的精辟论述已展现了他“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他出山后小试身手，两把火便烧得曹操的20 万大军焦头烂额，溃不成军。赤壁鏖兵、更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智谋，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三路伏击，三气周公瑾，每一项都是人所不及。接下来的取西川、巧退五路兵、平南蛮七擒七纵、八阵图吓退陆逊、六出祁山屡胜司马懿，每一次都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大忠大信，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论“义”他确实公正无私，街亭失守，并非他的过错，地不但挥泪斩了马谡，还自贬三级；论“仁”，他对军兵、百姓的爱护自不必说，仅对南蛮孟获七擒七纵，就足见他罕见的宽大仁慈；论“德”，他在《出师》一文中提出：“士未坐，勿坐；士来食，勿食；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在《哀死》一文中，又说：“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他不但如此主张，更是身体力行，他在平南中火烧藤甲军之后，便深深自责说：“尽管我有功于国家，我却必定减寿了！”在班师之时，还特别郑重地在沪水岸上，设香案，摆上许多祭物，亲自撰写祭文，亲自主祭，哀悼征南死难的蜀军兵将和南人亡灵。回到成都之后，他又奏请后主批准，给平南将士家属以优厚抚恤；论“信”，他在和司马懿决战前夕，仍让该换防的军兵如期回汉中，令众军大为感动，自愿留下参战；论“智”，那更不用多说了，前面列举的一个又一个光辉战例，无一不闪耀着他智慧的光芒。所以说，诸葛亮确实是我国人民理想的化身，是罗贯中塑造的我国兵法家理想的杰出军事家。尽管诸葛亮只是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而非现实中的完人，但在他身上毕竟体现了我国人民的理想。当然，在我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近乎“完美”的人物，李世民可以算得上一位。不说他的文治，单说他的武功，也可称得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了。从他十六岁投军便出谋解了雁门关之围，救出隋场帝，到他辅佐父亲李渊起事，平定诸路群雄，身经百战，可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其间，他的勇，他的智，他的仁，他的义，他的信，在本书前面举的他用兵作战的一些战例中已有充分表现。无疑他可以称得起我国历史上的英明君主，卓越军事家。上述杰出人物的功绩，又可进一步证明，孙膑提出的“义、仁、德、信、智”，确实是统兵将领所必备的品德修养素质，也应该是选拔将领的标准和统兵将领自我要求、自我修养的信条。其实，孙膑提的这“五字标准”，不仅是统兵将领必备的素质，也是现实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领导人物，包括我们的党政领导人物，所必备的素质，只不过在新的时代又该赋予新的内容而已。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不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都是如此。具备这“五字标准”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