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来伺机夺取周王室的权力,(秦孝公)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正当这时,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从事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诸侯自相争斗。因此,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秦孝公死了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继先前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商议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识英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宽宏厚道而爱惜人民,尊重贤才而重用士人,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在这时,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他们的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来攻打秦国。秦人打开函谷关口迎战敌人,九国的军队有所顾虑徘徊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一兵一卒的耗费,然而天下的诸侯就已窘迫不堪了。因此,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剩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而制服他们,追赶逃走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流淌的血液可以漂浮盾牌。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臣服,弱国入秦朝拜。 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秦始皇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愿意服从投降),把性命交给司法官吏。秦始皇于是又命令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守卫边境,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下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秦始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来使百姓愚蠢;毁坏高大的城墙,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兵刃和箭头,冶炼它们铸造十二个铜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凭借华山为城墙,依据黄河为城池,凭借着高耸的华山,往下看着深不可测的黄河,认为这是险固的地方。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和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己认为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坚固的城防,是子子孙孙称帝称王直至万代的基业。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是氓、隶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卒子;才能不如普通人,并没有孔丘、墨翟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猗顿那样富有。(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豪杰像云一样聚集,回声似的应和他,许多人都背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着。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的家族。 况且那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是保持原来的样子。陈涉的地位,没有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也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士兵也不能和九国部队抗衡;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方法,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侯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管辖全国,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之后把天下作为家业,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陈涉一人起义国家就灭亡了,秦王子婴死在别人(项羽)手里,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中篇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的慕风向往,为什么会像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如今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政才能的表现。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下篇 秦朝兼并了诸侯,崤山以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横行天下。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崤山以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秦君之间互相不信任,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崤山以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崤山以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来指挥东方诸侯新建的各国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在覆亡前夕没有做出挽救的措施。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年幼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