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是个“办证”的。这天,一个老太太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问他能不能办“好人证”。阿龙以为对方故意恶搞,丢过去一句“神经病”,就生气地挂了电话。
哪知,过一会儿,老太太又打来电话,带着哭腔恳求:“我是认真的,求你帮我办张‘好人证’吧!”老太太好像不是开玩笑,阿龙边想边说:“好人证和身份证差不多,你确实要的话,就准备好订金和个人资料,在人民路公园门口等我。”
老太太连说:“好好好!我马上准备。”
挂断电话,阿龙觉得十分好笑,他干这行多年,这是头一次遇到要办“好人证”的!
阿龙赶到人民路公园,门口果然站着个老太太。她有些担忧地问阿龙:“好人证要几天才能办好?”阿龙拍拍胸口,说:“放心吧,最多三天,到时还是在这里交货。”
老太太连连点头,交了订金和一张身份证复印件,最后叮嘱说:“你一定要照着身份证上的姓名办一张好人证,千万别弄错了!”
回到住处,阿龙打开身份证复印件,发现身份证上的人叫刘二柱,是个三十岁的男人。阿龙更加好奇了。
琢磨了两天,阿龙参照身份证的样式,设计了一张“好人证”,上面刘二柱的出生日期和家庭住址标得一清二楚。
第三天到了交货时间,阿龙拨打老太太的电话,一连打了好几遍却无人接听,他只好带着这张“好人证”赶去人民路公园。到了那儿,左等右等,却始终不见老太太的身影。
阿龙等得心烦,气呼呼地离开了。中午,他正在饭馆吃饭,有个嗓门沙哑的男人打来电话,开口就问:“证办好了吗?”
阿龙警惕地反问:“什么证?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男人说:“是这样的,几天前是不是有个老太太要求办好人证?我是来拿证的,你把证给我吧。”
阿龙犹豫不决:“老太太为什么不来拿?你不会是警察吧?”
男人信誓旦旦地说:“不不不,你大可放心。老太太昨天摔疼了腿,才叫我来拿证的。”
阿龙怕出事,一时拿不定主意:“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要不,过几天等老太太方便了,再联系我。”
见谈不拢,男人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吧。”
挂了电话,阿龙越想越觉得不妙,生怕这是警察给他下的套,万一被逮住,别说坐牢,光是罚款就够他喝一壶的。为了稳妥起见,他当天就把手机号码换了,把那张“好人证”丢到了床底下。
换了手机号,办证的广告就得重新张贴。过了好几日,这天,阿龙正在一家酒店外的墙上偷偷粘小广告,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阿龙以为是城管,把手中广告一丢,撒腿就要跑,但一条胳膊被人死命地抓住了,他回头一看,抓他的是个四十多岁,留着平头的中年男人。
阿龙恼怒地斥道:“抓我干什么,快放手!”
平头一听他的声音,居然惊喜地叫起来:“我认得你的声音,可找着你了!”
阿龙也听出来了,这平头就是电话里那个嗓门沙哑的男人,没想到竟然在这儿撞上了!阿龙摸不准对方底细,挣扎着问:“你谁啊?找我做什么?”
平头生怕阿龙跑了,紧紧抓着他说:“我真的不是警察,我找你,只是来拿好人证的。”说着,掏出一百块钱,硬塞进阿龙口袋,“这是剩下的钱,加上之前的一百块订金,老太太一共花两百块让你办一张好人证,证件上的姓名叫刘二柱,我没说错吧?”
阿龙仍有些怀疑:“你说的倒是没错,可我不知道你是谁,只怕你是和警察串通的,这跟斗我栽不起。”
见阿龙还不肯信,平头焦急万分,居然急得眼泪打转。忽然,他猛地跪到地上:“兄弟,求求你,把好人证给我吧,我这几天都在到处找你,再拿不到好人证,就来不及了!”说着就要给阿龙磕头。
阿龙大吃一惊,连忙伸手去扶,平头硬要他答应拿好人证才肯起来。阿龙只好答应了。他让平头在原地等,他回去拿好人证,但平头怕他跑,说什么也要跟着。
回到住处,阿龙从床底下找出那张好人证,平头见了,眼睛放光,伸手就要抢过。阿龙眼珠子一溜,急忙把证藏到身后:“好人证在这,但还不能让你拿走。”
平头愣了愣:“兄弟,你嫌钱给少了?”他毫不犹豫地翻开皮包,抓出一把钱来:“你再开个价吧,只要我给得出,多少都无所谓,好人证我一定要拿回去。”
阿龙慢慢踱了两步,紧盯着平头,说:“不是钱的问题,钱已经够了。”
“那你这是?”平头疑惑不解。
阿龙笑了笑:“我是做假证的,办过的证无数,可今天这事儿太怪,居然有人要办好人证,连我这个假证贩子也觉得不可思议。你要是不把原因告诉我,我宁愿退钱,也不把证给你!”说着,他两手慢慢把好人证举起来,作势要撕毁。
“啊!”平头叫了一声,立马紧张起来,最后重重叹了口气,“你真要知道,那我就告诉你。实不相瞒,之前找你办好人证的老太太是我娘,好人证上的刘二柱是我弟弟,我叫刘大柱。”
原来,刘大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刘大柱,小儿子叫刘二柱。两兄弟小时候爹因车祸死了,刘大娘为了不让两个儿子受委屈,年纪轻轻就守寡,直到两个儿子长大成人。
俗话说得好,龙生九子,各个不一。刘大柱和刘二柱虽然同在一个贫寒家庭长大,但刘大柱较懂事,书也读得好,如今已是一家公司的经理;刘二柱自小惯了些,不但不思读书进取,长大后吃喝嫖赌无恶不作。
这一年,刘二柱终于走上不归路,连犯几宗抢劫杀人案,逃亡一段时间后,被捉拿归案。刘大娘得知这个消息,心知杀人是死罪,连哭了几天几夜,以至于精神都有些恍惚了。
那一天,刘大娘偶尔看到阿龙贴在街边的办证小广告,她在痛苦中突发奇想,要办一张“好人证”。
原来,刘大娘是想等刘二柱饮弹之后,把“好人证”放到刘二柱身上一起火化,到了那边,阎罗判官看到“好人证”兴许会网开一面,受的报应也许就会少些。于是,刘大娘就给阿龙打电话办好人证。可谁知,刘大娘第二天就摔坏了腿,住进了医院。
刘大柱含着泪,说:“我知道这个好人证听起来荒唐,但为了娘,我也要把证拿回去,这是一个母亲为了儿女的心啊!还有几天,法庭就要开庭宣判了,依我弟弟的罪行,枪决已是板上钉钉。我娘只希望赶在收尸的时候,把好人证放到他怀里……”
刘大柱说不下去了,他抹了把眼睛,恳求地看着阿龙。
阿龙脸上的神情早就僵了,他愣了许久,慢慢地把“好人证”放到刘大柱手里。
不久,阿龙收拾铺盖回了老家。他没有再做办假证的行当,把机器统统丢进了垃圾场。同时,他也带走了一张“好人证”,证件上赫然是他自己的姓名,他决心做个好人,以证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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